在不少人看來，區塊鏈仍然等同于加密貨幣和金融應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些對資產管理和貨幣交易頗具吸引力的特性，例如透明度、防篡改、效率和智能合約等，不勝枚舉。這些特性同樣也在多個與金融等聯系甚微的領域大展身手。
本文要點
區塊鏈技術是一種強大的工具，它已大量應用于金融和加密貨幣之外的領域。
與其它強力技術一樣，區塊鏈對社會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如何使用它。
雖然區塊鏈已推出了數百項可造福社會的技術舉措，但很少有企業人士、評論人士或研究人員關注這些頗具前景舉措的倫理方面問題。
我們認為，一并考慮區塊鏈社區與倫理、人權間的合作，必將大有裨益。
一方面，人們可使用區塊鏈技術推進倫理和人權事業。另一方面，倫理和人權上的經驗教訓也將推進人們更深入了解區塊鏈行業中的關鍵問題。
在不少人看來，區塊鏈仍然等同于加密貨幣和金融應用。區塊鏈技術提供了一些對資產管理和貨幣交易頗具吸引力的特性，例如透明度、防篡改、效率和智能合約等，不勝枚舉。這些特性同樣也在多個與金融等聯系甚微的領域大展身手。
作為一位生物倫理學者，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尋求如何解決那些影響蕓蕓眾生的問題。其中部分問題是新穎的，也有部分問題已是眾所周知的，問題所涉及的范圍從哲學領域到技術領域。在閱讀了一些區塊鏈的相關內容后，我逐漸意識到，區塊鏈非常有潛力成為一種造福大眾的工具。不幸的是，很少有文章闡述了區塊鏈技術與倫理及人權問題間的聯系。由此，我與同事 Max Schmid 合作，著手研究區塊鏈技術是否有助于人們從善如流，以及倫理方面的條條框框是否對區塊鏈社區有所裨益。
在針對此理念開展研究時，我們看到了使用區塊鏈項目推進人權的幾個實例。其中一個是聯合國與區塊鏈企業Aid:Tech開展合作，追蹤難民在沖突地區的流動情況。另一個實例是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向巴基斯坦和約旦的難民提供了一種只能由指定個體贖回的數字貨幣，稱為“區塊鏈實現零饑餓）”。 事實上，斯坦福大學最近發布了一項研究報告，其中給出了對 193 個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區塊鏈計劃的研究。
因此，我們十分驚訝地看到最近兩篇分別由諾貝爾獎獲得者 Joseph Stiglitz 和 Paul Krugman 撰寫的文章，宣稱整個比特幣生態系統或者是毫無用處的，或者是不道德的。當然，他們并非蒙昧之人。尤其是 Stiglitz 在 1997 提出將知識作為全球公益事業后，他就成為了我心目中的一位英雄。那么比特幣哪里招惹了這些出類拔萃的經濟學者呢？
Stiglitz 的文章“獲諾貝爾獎經濟學家：相關部門會向比特幣亮出‘重錘’”（“Nobel-winning economist: Authorities will bring down ‘hammer’ on bitcoin”）似乎認為，保密性是比特幣的唯一有用之處。他進一步提出，保密性會用于洗錢或雇兇殺人等邪惡用途。因此一旦比特幣更加流行，監管的目標將是如何防止濫用。由此 Stiglitz 給出結論，比特幣的附加價值在監管下將不復存在。
Krugman 的一文“除了泡沫還是泡沫，欺騙與麻煩”(“Bubble, Bubble, Fraud and Trouble”) 是為《紐約時報》的撰稿。文中列舉了在比特幣經濟上眾所周知的多個疑慮，包括其波動性、很少有接受的商店，以及缺乏像金本位制或美聯儲這樣的擔保人。然后，他對比了比特幣與“本杰明”（即面值一百的美鈔），指出前者只會受到竊賊、毒販和逃稅者的歡迎。他預言，比特幣是一個終將以悲劇告終的巨大泡沫，這個泡沫越早破裂越好。Krugman 的一篇早期文章與我們今天本文給出的內容有關。文章標題簡單明了，“比特幣是邪惡的”（“Bitcoin is Evil”）。
技術和倫理
為什么說技術是邪惡的？從 Krugman 的文章中很容易看出他秉持的觀點，就是比特幣已專用于那些非道德行為，由此比特幣本身就是邪惡的。從道德角度看，這體現了作者存在刻意地視而不見。即便是一位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人，也會看到一些用于社會福祉的區塊鏈實例。比特幣因給出了不良后果而是邪惡的，這種有意思的潛在思維模式無疑是經典倫理學中稱為“結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的一個典型例子。從結果主義理論看，Krugman 的錯誤在于無視了比特幣的積極方面，并且未能清晰地闡明該道德框架存在的假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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