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這些令人不快的結論，激發出了另一種規范理論，義務論（deontology）。義務論認為，責任而非效用是最終的道德原則。道義論最著名的支持者，就是和 Bentham，以及和他同處一個時代的 Immanuel Kant（康德）。
眾所周知，康德的哲學難以理解。概而言之，康德認為人類作為一種理性生物是有理由、有責任按自主理性行事的。這種理性源于意志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
康德認為，人類自由地推理和行動的能力，賦予人類一種獨特的地位，稱之為尊嚴（diginity）。該理念對康德的哲學至關重要，因為康德認為尊嚴具有壓倒一切的重要性。無論對于我們自己，還是對于其他人而言，尊嚴都必須得到尊重。
從這種自治理念出發，康德提出了道德律（moral laws），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他稱之為“絕對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的理念。絕對命令的一種形式指出，如何對待他人絕不僅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始終也應是他人自身的目的。換句話說，即便我們的做法會使他人受益匪淺，但也不應該違背他人的意愿。因為這樣做是不尊重他們的自主權，也冒犯了他們的尊嚴。
當然，康德也并沒有說后果是無關緊要的。他只是認為，一旦效用和絕對命令發生沖突，絕對命令總是勝出。這引發一些悲慘結論。眾所周知，康德認為向一名潛在的殺人犯隱瞞目標受害者的位置是不道德的。
義務論的最終原則是責任。自康德以來，許多哲學家已經接受了這個基本思想，但卻給出了不同于康德的責任體系。所有哲學體系的共同點在于，為保護我們所珍重的人和事，需要對純粹的效用最大化做出某種限制。
人權
人權正是這樣的理念。人權指每個人的尊嚴應賦予他們某些權利，無論他們是什么人，出生在哪里。這種權利適用于世界各地的人，該原則被稱為普遍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universality）。
1948 年的《世界人權宣言》列出了事實上的權利清單，該結果應該是有史以來哲學家、學者及其他知識分子所開展的一項最大規模調查所給出的，它調研了現存的全部文獻、所有憲法已經各種權威文件，并來自于世界各地的數百名杰出思想家。需要注意的是，幾乎每位參與者都同意宣言中的主要觀點，但爭議通常集中在一些細節問題上。
對我們來說，人權是至關重要的。不僅因為其具有法律約束力，而且因為其涵蓋了許多區塊鏈可以真正發揮作用的日常方面。
從哲學上講，人權是建立于一些源自于尊嚴基本原則之上的，包括參與和包容、普遍性、平等和非歧視、不可讓與性和不可分割性，以及問責制。
一旦權利發生沖突，政府必須采用一種非常類似于功利主義的計算過程，權衡不同權利主張間的相對重要性。因此，人權制度具有所有主要規范理論的優點，包括側重于結果的實用主義、側重于權利和義務的義務論，還有側重于個人或代理者而非他們行為的美德倫理學 (virtue ethics)。
美德指的是共同構成一個好人的一組性格特征。美德是持久的、可靠的，使人具有采取行動的意向，并從道德上感受到某種積極方式。換句話說，美德令人做出一些標志性的良好行為。道德倫理學是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孟子和孔子等思想家推動發展的。但是當今仍然在探討的理論，大多與亞里士多德最直接相關。
我認為，亞里士多德的主要觀點是，為獲得美德我們必須對其加以訓練。他在尼各馬可倫理學 (Nicomachean Ethics) 中提出，“道德美德源于習慣……我們只是采取行動，以溫和的行為保持溫和，以勇敢的行為做到勇敢”。為了做事正確，我們還必須實踐自身的美德，直到做正確的事情成為我們的一部分，成為類似于刷牙或駕駛那樣的自覺行為。
雖然功利主義、道德律、人權和美德倫理學等理論彼此間似乎大相徑庭，但實際上它們共享大量相似的原則。所有四個理論框架都認同每個個體的基本重要性和平等性。其次，它們都是普世的，因為它們的原則適用于全有人類。第三，他們都認同效用是很重要的，即在行動不被權利、義務和美德禁止的情況下，產生最大效用的選擇是最佳選擇。
此外，人權、道德律和美德倫理學明確指出，需要對純粹的成本效益分析做出某種限制。一些功利主義理論甚至認為，為實現效用的最大化，最好應該遵循一定的規則，由此我們最終不得不頻繁地算計未來，頻繁地犯錯誤。這些規則看起來非常類似于對權利和義務施加的某種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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